自由作者 (第3/6页)

时尚的潮流中，分一杯羹。这类文学作者，与网文草根写手完全不同。他们有良好的教育和文化基础，虽非科班出身，却也曾出过书，或发表过大量作品，也曾接受过系统的培训，既不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，也不缺乏创作经验，算是文学后起之秀，只缺乏展示才华的机会。他们也曾在报社，杂志社，文艺单位做过合同工，或当过临时工。

    传统媒体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后，要靠版面赚钱养活自己，纯粹靠文艺本身已难生存，不搞些文艺之外的生财之道，未必坐卧等死？那发稿时，就收点版面费吧。换句话说，即是一手交钱，一手发稿，不交钱便撤稿。文艺界即变名利场，再加上文艺界原有圈子风和势利风，媒体就此沦为富裕阶层改变形象的工具，私企老板，外企老板，娱乐明星，名人名流，官商权贵的传记，访谈，回忆录，连篇累牍，整版推出，或系列化的专版报道。新闻版这样搞，文艺版也这样搞。杂志的专栏，报纸的文艺副刊，便充斥着权力稿，权威稿，新贵稿，经济稿，金钱稿，交换稿，关系稿，软广告，越来越与文学无关，越来越与业余作者无缘。

    媒体从肥肉衙门变成清水衙门，有关系的便调走了，受不了的便不干了，腾出来的空位，他们就被补充进来。做媒体无非是三件事：写稿，发行，拉广告。发稿也是三级制：编辑，主任编辑，总编辑。三件事，他们都分派有硬指标，连续三个月没完成任务，自觉走人。这三项指标，拉广告最重要，发行次之，写稿末尾。他们在陌生的异乡，既没有宗族势力，也没有亲戚朋友圈，跟官商界，名人场，娱乐圈，都搭不上任何关系，他们来自底层，又不善交际，唯一可倚靠的只有手中秃笔。他们文学水平不俗，写稿不在话下，发行是勉为其难，更搞不定拉广告，结局都是走人。

    97年，袁秋华曾经在县报社做过临时编辑。那时她和小李子闹矛盾，回县城小住。这份工作，她没有自己去应聘，是主编找上门央求她来帮忙。报社有位广告业务员老王，不仅练出了钢嘴铁牙，黑白两道都混个烂熟，呼风唤雨没有摆不平的事，同事都称他“二老板”。老王和官一把，商首富称兄道弟，经常一起吃喝玩乐。平日喜欢评论官场干部好坏，事件优劣，政绩真假。干部怕他在官一把面前讲自己的坏话，或写批评稿，反倒巴结他，主动买版面，自觉做广告。大小老板见他活动能力超群，也是讨好不已。他一年可完成广告任务50万，按5%比例拿提成，光广告收入就有10万，还不算其它明面收入，暗地收入。正式编辑记者的明收入也不过二万。老王春风得意，不仅文章不屑，连人也鄙夷了，言来语去含着讥讽：读书多有么用？会捞钱才是真有本事。能写文章咋的？报社离了我就玩不转！高级编辑，高级记者走几个，照样出版面。

    穷的穷，富的富，互相看不起，麻烦就来了。老王大字不识几个的无业流民，报社录用是看中他的广告能力，定下是广告业务员。创收第一的环境里，为了他拉广告时名正言顺，便给个编辑名头，还带职务，主任编辑。不发工作证，也不评职称，只是印在名片上唬外人而已，在内他仍是广告业务员。过去老王拉来广告，社里安排编辑帮他写文稿，发稿时把他的姓名署在前面，算是其同完成。老王现在出口伤人，编辑便不帮他写稿了。老王采访不行，编稿不行，写文章更不行，社论评论专论则碰都不敢碰。若不是姓氏笔画少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，估计他连自己名字都不会签。老王抓耳挠腮，想破脑壳，一个字都没写，他没法了，就找主编。主编做手下文人的工作，做不通，就来动员袁秋华去顶事。

    袁秋华反正闲着无聊，便去了，给老王一个人当代笔。写通稿不难，老王却不好合作。对稿子的事，他从不说什么，字他都认不全，意思都看不懂，岂能讲清写稿“五要素”？但他有个臭毛病，嘴巴闲不住，整天说三道四，逮谁逮谁，仿佛老子天下第一。一日，他趴在办公桌上，对伏案写稿的袁秋华说：二十六岁被男人甩了，真可怜哦。你俩睡了没？

    袁秋华瞪他一眼，没吭声。

    他又说：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要不是你这人讨厌，怎么会被甩。

    袁秋华拿了纸笔，到隔壁去写，边说边吟诵：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    他还是追过来说：二十六岁，还嫁不出去。你八成有病，要不怎么没男人要？不会是痛经吧，影响怀孩啊！后天的还能治，先